精神脱贫和“救富”

希望成真神州万里行帮助40多个贫困家庭基本脱贫的事实证明，只要认真去做，中国农村的贫困完全可以驱除。但这些贫苦农民身上表现出来的落后意识，包括无息借款赖账现象又充分说明，其思想道德和精神上的贫困比物质生活的贫困严重得多。为了一点眼前利益，可以置仁义道德、人情脸面于不顾，甘心去做钱的奴隶。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石家庄市部分弱势群体做了一项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弱势群体的丧失感是全方位的，他们的被剥夺感不仅仅是财富方面，还有社会地位、发展机会、精神领域、文化教育、政治权利等多方面。
该所所长周伟文认为，各项指标反映出这一群体所处的总体困境。包括其生存困境、机会困境和权利困境。这些困境交织在一起，带来怨愤和自卑等一系列不良反映。导致他们容易心理失衡，产生厌恶生活、对抗社会的心态，甚至做出一些偏激行为，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还有专家认为，国民待遇不平等，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以及生活中对他们的排斥现象，使这一庞大的队伍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极易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
刘晓东通过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中国农民来说，脱贫必先治愚。没有精神脱贫就不可能彻底脱贫，暂时脱贫也很容易返贫。精神脱贫是农民脱贫的艰巨任务和必要条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第一次社会财富分配效率优先，使占有社会资源、生产资料少的弱势群体处于劣势。第二次分配就应以社会公平为主，让更多人享受到社会发展成果。毕竟物质决定精神，强势群体在精神领域的相对富有与经济条件也分不开。
目前，我国的弱势群体帮扶工作仍以物质帮助为主，物质帮助则以输血式平均分配为主。精神帮扶方面仍未列入相关体系中认真研究，抓出成效。实际上，在国力有限的条件下，物质帮扶力度不能满足帮扶对象的要求。如能在精神帮扶方面做好工作，可以对稳定民心，促进弱势群体素质优化起到相辅相成、事半功倍的作用。
贫而愚的可怕比较容易感知，富而愚的危险却往往被许多人忽视。在万里行走过的佛教圣地，初一、十五烧头炷香的，不乏有权有势的领导干部。党委、政府换届，有相当多的干部到庙里磕头，祈求菩萨保佑。有些颇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居然带头尊奉数字忌讳，甚至盲目相信荒唐透顶的伪科学。
一个人在物质生活变富、特别是突然暴富后，其精神财富不会自然而然地增加，很可能会因信仰的迷失变得十分愚蠢。他们虽然钱多，但在精神上却不富有，甚至是穷光蛋。想叫他们脱愚，从某种意义上要比改变贫而愚困难，因为他们都是财力雄厚的蠢人。
财富往往和权力联系在一起，互为因果。富而愚者对社会的影响面大，能被一些人所效仿。如果我们的社会舆论加以误导，就会严重危害社会。而一旦让各级领导干部身上的“强”而愚、“大”而愚、“高”而愚得势，国家和人民就更要跟着倒大霉了。
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表明，该会获得捐赠的70%来自国外和港台地区，内地富豪的捐献不到15%。而美林集团和凯捷顾问公司公布的《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给出一个令人吃惊的数据：2003年在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裕人士已达23.6万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和同年度中国的GDP相比，吓人一跳。
毋庸置疑，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是一个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难以逾越的阶段。尽管一些人“仇富”心态有失偏颇，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许多富人尚未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高尚的品质。
有人前些年曾呼吁：在救助穷人的同时，也去救救富人。当时还觉得有点哗众取宠，现在联系实际仔细想想不无道理。吴学安先生《要扶贫也要救富》一文指出：剔除那些靠不择手段违法致富的人以外，那些靠着诚实经营富起来的人，也难以抵御人性的弱点，甚至黄赌毒无一不精，为了豪华生活一掷千金。
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最有效的手段。但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GDP翻了几番。许多研究却发现，美国人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压力反而增加了。
中国近30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可是在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数据后面，人均收入仍然排在世界的100位之外。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不平衡。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有一年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羞怯地说：想要一双白球鞋。
梦想是人与生俱来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可能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从孩子开始就已经失去平衡了。
易卜生说过:“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后面应该紧跟着加上另一句话，就是要尽快帮助大部分人也富起来，至少不再受穷。
通用汽车前总裁威尔逊的孙女杰西·奥尼尔很早就发现财富在带给人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可能制造不幸，还发现金钱能让拥有它的人生活糜烂、心情压抑，甚至失去奋斗目标。她随后设计了“富贵病工程”，专门为那些富有但不会处理与财富关系的人“会诊”。治病方法就是与他人一同分享财富。如今，成功走出财富阴影的奥尼尔忙于很多社会公益活动。
《中国青年》杂志刊载崔建平、尤红梅《及时行乐不如及时行善》一文指出:善行需要一个畅行的通道，很多现实遭遇也让我们行善的冲动冷却了下来。比如见义勇为后反而让被救助的人赖上不得脱身的，比如借钱给人后讨债时竟然反目成仇的，不一而足。就在这样行善的再三曲折中，我们的热情一降再降，能感动我们产生想做一点于世有益之事的激情越来越少，我们心里的善意也正在渐渐减弱。
要想富人们摆脱“富而不予”的道德尴尬，使善行达到善意和效果的统一，不仅需要社会道德文化的重建，需要社会慈善力量的感染和潜移默化，还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和政策，以培育产生慈善家的环境，铲除富而愚的土壤。
其实很多时候，行善和行乐是一回事。做一件举手之劳的善事可以给人带来无以言表的身心快乐。有实验表明，对别人提供一次帮助相当于体育运动一小时得到的享受。
归根结底，从“效果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财富，而是幸福本身。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最大化幸福。
没有人愿意看到物质生活丰富而精神生活高度滑坡的现象，更不愿意看到不择手段地追逐财富和已大量拥有财富的某些“富人”今天的堕落，成为我们明天的“前车之鉴”。现代文明社会应该激励和约束所有的穷人作优秀穷人，富人也作优秀的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