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安徽

安徽是中国大陆腹地的农业省。因处在南北方和沿海内陆过渡带中心的独特地理位置，这个省的农业和农村可以说是中国农村形势具有代表性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希望成真万里行初次走进安徽是2003年夏天。刘晓东他们从砀山到蒙城，从霍丘到金寨纵穿皖西。这次东南行返程他又独自从黄山到铜陵，从合肥到淮南、淮北遍访皖中。他想通过尽可能深入的实地考察和感受读懂安徽，从而给这几年遍及全国的农村之行看到听到想到的问题找到一些满意的答案。
从解放初到现在，这个农业大省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步伐一路走来。新中国农村经历过的三大改革，除了土地改革之外，“大包干”和农村税费改革都源自安徽。可以说，解放后几乎每一次激荡中国农村的改革前沿都能看到安徽农民活跃的身影。了解安徽农村，就是了解中国的农村。弄清楚安徽农业动向，就会知道中国农业的发展走向。
安徽的税费改革到2003年已走过了10年历程。按说农民负担相对于其他省区应有一定减轻，然而情况却不尽然。
刘晓东走过的地方普遍存在地少人多的状况。如砀山县朱楼镇回龙村有人口3029人、土地面积2376亩,人均0.78亩；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有人口2006人、土地面积1223亩，人均0.60亩。
除了地少，产业结构也不合理。农业占总收入的70%至80%甚至更高。年人均收入几个地区平均1600多元，低的地方甚至不足800元。教育状况也不容乐观。
第二次来安徽已是2004年8月。这一年多中国农村发生了很多变化。当年3月，温家宝总理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在中华大地上实行了2600余年的农业税赋即将划上句号。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转移支出大幅度增加，农民能每亩地拿到二三十块钱的财政补贴。
乍一听农村问题似乎已经解决得不错，农民眼看就要实现小康。事实上一切才刚刚开始。
以政策执行最好、最到位的地区来说:税费全免再加补贴，农民每人每年也就才增收百十来元，最多不到200块钱。同时土地日益减少，人口不断增加；粮价下降，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上涨。收入没增加多少，支出却增加了。增收减少或放慢的同时，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在继续加大。
在安徽的日子里，刘晓东手边常常离不开几位专家的几种三农问题研究专著和其他一些参考书刊。其中许多资料和观点以及对农村历史、现状的分析，使他明白了不少东西。所以当有人说他对农民和农村有研究时，他总是纠正说，我是在别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去看农村的。
实际上，他这个岁数的人都知道，中国城乡差距的存在非一朝一夕之功。解放初国家就制定口粮定量供应制度和户口迁移制度，硬性地在城乡之间划出了界限，把农民牢牢禁锢在土地上。为的是中国九亿人口需要养活，而土地需要有人耕种。
政府为干部和国企职工制定了优越的劳保福利制度，享有各种待遇。但是乡下人却没有。与战争年代完全不同，和平建设时期不止是当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发生冲突时牺牲农民的利益，而是城市的发展一直就建立在牺牲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农产品紧缺，曾出现过短暂的收入水平农村城市换位的所谓“七级工八级工，不比社员一沟葱”的阶段。但很快就被强有力的价格政策所纠正，农民生活还是没有根本好转。
解放后30多年里,我国一直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制度。政府强制性地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从农民那里低价收购原料,把工业品高价卖给农民。取这中间差价“剪刀差”,作为国家原始积累。
1953到1978年25年间，国家通过剪刀差获得6000至8000亿元。而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总计9000多亿。巨大的索取和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农村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和农村经济难以发展的困难局面。这些问题在安徽这样的农业省尤其突出。
那年头包括安徽在内的许多地方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变成了按领导人的意志分配。并且上升到党和国家的最高指示，反对和稍有异议者全是反革命。安徽的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青年农民丁作明就是因为到县里反映农民负担问题，而被派出所活活打死。直到惊动中央才使凶手受到惩处。
在几十年时间里，农民的生产与销售完全由当地政府人为决定，农民几乎没有产品处置权。这切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也阻断了农业向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剥夺了农村发展空间。政府想留给农民多少就留多少，没有丝毫商量余地。广大农民实际充当了农业生产机器奉献终生。
城乡差距的扩大导致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消费总额比不上占人口总数不到30%的城市居民。城市里生产出的产品过剩，农村却无力消费。
当然，农民没有富裕的同时干部和工人也没有富起来,只是比农民享受到的更多。那时候社会主义被曲解为“一大二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新经济政策的提法。
长期形成这种严重不平衡的城乡二元化体制，破坏了国民经济的一体化和均衡发展，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将决定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在大量的历史事实面前，三农问题终于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和重视。从1992年在安徽涡阳县新兴镇率先进行的税费改革试点，到2000年在全省试行。再到2002年的全国税费改革，2004年开始全面取消农业税。安徽始终走在前面进行着艰苦探索。
2004年9月21日，已在安徽呆了50余天的刘晓东走进了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凤阳县小岗村。
1978年11月24日，就是在这个农村大队的一间小屋里，握惯了锄把的大手按下生死与共的18个手印，揭开了大包干的序幕。一场向集体化大锅饭发起挑战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从这里开始席卷全国。
如今26年过去了，当初的喧腾早已化归尘土。
一条路两边两溜农家院落，大部分平房都还遗留着岁月的沧桑。其中还穿插着一部分破旧的土坯茅草房。来到简陋的村委会办公室一看，不仅比沿海乡村差得很远,与大寨等北方发展快的农村也无法相提并论。根本感受不到兴旺发达的气息。
因为书记不在，在家的村干部严衡就让过去的老会计严立学陪同刘晓东走了一圈。荣誉陈列室照样也是门窗陈旧，陈设简单。
言谈发现，除了大包干最初几年粮食产量明显增长，尝到一点甜头之外，小岗村民生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只是1998年为迎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省市县三级领导在这里现场办公，研究修路等问题。村里才享受了一回形象工程的恩惠。村民头上的“星星还是那些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幸福小康的阳光还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洒满他们身上。
小岗村现有108户460口人，609亩土地。除实行水稻小麦轮作之外，重点发展葡萄种植。年人均收入最高达到2000元左右。全村贫困户6家，涉及24人。主要依靠救济。村办小学仍有部分特困生面临失学，刘晓东选了两名急需帮助的孩子办理了救助登记手续。
他不明白农村改革先锋小岗村为什么竟是这副模样。特地找几个村民问了一下。一位老人无奈地笑笑说:“当年闹包干那是逼得没办法，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但领导上并不喜欢冒险。哪像人家大寨，党叫干啥就干啥。支书都升了大官，啥时候都有人关心。小岗是回顾历史才提一提，姥娘不亲舅舅不爱啊。”
刘晓东怀着惆怅离开村子。只见夕阳斜照的辉煌过后竟是一片萧瑟，但在袅袅升起的炊烟里仍然蕴含着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