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贵州

7月6日离开云南会泽县大桥乡磨盘卡村救助对象袁贤华家。当天横穿乌蒙山区，经宣威、富源进入贵州省。准备去镇宁县走访1996年开始资助的失学儿童卢光。不过一到盘县摄像机被盗，给初次来贵州的刘晓东留下的印象不好。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腹地，面积17万平方公里，80%以上是峰连岭接的古陆高原。那里山、水、林、洞天然生就，民俗风情多彩多姿。看看地图上狗场、猫营、羊架这些地名就不难想象它是怎样的偏僻落后，有些地方甚至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时代。
贵州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地形复杂，发展交通难度很大。湘黔、贵昆等5条铁路干线通车里程1700公里。除了这些干线和贵阳唯一的民用机场，客货运输就靠水运和公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
2002年底，贵州全省实有耕地面积176.94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不到0.05公顷，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耕地面积小，质量也不高。卢光家所在的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募役乡斗糯村，可谓是贵州农村的一个缩影。
这个村250户1215口人，270亩土地人均0.22亩。种植水稻为主，亩产500公斤。据村干部罗豪实际测算，全村2001至2003年，年人均收入分别是560元、610元和700元。
再看看整个镇宁县，2003年生产总值8.8亿元，不及浙东、苏南一个村。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358元，不够城市请客一顿饭钱。全县有一定规模工业企业10余家，总产值6.95亿元。几乎占全县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三。可见包括农业在内的其他产业是何等脆弱。由此类推，可以想到整个贵州。
卢光家共5口人。父亲卢应学是家里主要劳力。母亲和未出嫁的两个姐姐务农兼操持家务。全家养猪3头，年收入约600元；养牛3头，年收入约1500元；农闲时打工两个月收入约1500元。其他收入明显高于农业。
严格地说，卢光家在村里并不算穷。卢应学是副村长，本来家庭条件在当地起码属中等偏上水平。但他重男轻女，连续生了4个女孩还不罢休，直到又生了卢光这颗传宗接代的独苗。导致全家在一定时期要过紧日子。
希望工程本来是募捐救助失学儿童。校长老师有的也看人下菜碟，先拣亲近的，再挑需要讨好的，最后加上几个真正困难的一块报上去。上边不了解真实情况，结的对子里就有一些家庭不错的村干部子女、教育口子女或是他们的亲朋好友。这种情况万里行已经不是遇到一次两次了。
这种事还真有点难办。一是钱已经捐了，救助对象已经用了，怎么再往回追？二是他们虽然不很困难或不最困难，但毕竟在农村，一般说来也不很富裕。让人有看法难表达，这除了证明希望工程救助对象产生程序的缺陷之外，也是目前整个体制包括干部制度存在的弊端。久而久之，也就有点麻木。连干部都谈不上确保质量，更何况这些浑水摸鱼占小便宜的事情。
刘晓东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既得利益阶层对社会扶助弱势群体专项资金的无耻侵占。为了将这些不大的好处让自己的利益群体首先得到，而不择手段地损害救助对象的应有权益。使捐资者的心愿得不到实现或打了折扣，捐出的善款变质变味。
对这种现象，刘晓东最终还是尽量区别情况做了处理。或者少提供无息借款，或者只提供技术支持，对卢光家最后确定的养牛致富项目，提供了1000元无息借款和技术支持，重点强调自筹资金谋发展。
自然条件和基础条件决定了贵州是一个欠发达农业大省。立体农业特征明显，农业生产的区域性较强。适宜于进行农业的整体综合开发，发展特色农业。
据统计，当时贵州有绝对贫困人口300万。国家每年拨给30亿扶贫资金，平均每人1000元，超过斗糯村2003年700元人均收入300元。但真正到村民手中很少，仍未从根本上使他们脱贫。不算偏远的斗糯村年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的贫困家庭就有120余户，涉及人数380多人。约占全村人口四分之一。他们每年能受益的就是象征性地有点也和没有差不多。
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为贵州人带来了发展机遇或者说是机遇和困难并存。多年从事经济调研工作的刘晓东认为，应该是机遇、困难和危险并存。因为按照通常做法，大开发必然要求以大办工业为动力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如果不妥善处理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基础薄弱，实力缺乏的贵州要想追求增长速度，将很可能重复发达国家和我国沿海地区先粗后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如何做到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功，是贵州下一步发展面临的首要任务。
三农专家李昌平提出的关于生态民建设新农村的倡议，对贵州这样的内陆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以为当前的农村分散居住模式不利于经济发展，且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应将分散用于村级建设的资金，集中用于乡政府所在地和中心村所在地。统一建设服务设施齐全的新集镇。然后鼓励各个村庄的村民放弃耕作，集中在新集镇上住政府廉租房或民建公助的经济房，并给予迁移补助。退耕还林的土地收归国有，分属集体或个人责任管理。放弃耕作的生态民可取得大部分林业及附属产业收入并享受生态民补助。用生态补偿的办法使大部分扶贫资金直接配置到生态民手上。
他通过列举相关数据证实了扶贫资金的投入转化为生态民补助资金后，不但不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反而会节约支出。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农民生活，还可以从根本上改善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