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不下来的失学率

西藏基础教育的调研从8月3日进入芒康开始。县政府分管文教的罗副县长，特别安排政府办公室李主任带路。
西藏有个特点，对外来人，尤其是集体来的人非常热情。除了本身人少，渴望交流的因素之外，还因为这儿的大部分基础设施,甚至包括寺庙修缮都是由中央政府和内地省、市对口援助的。外来人几乎就是援助的化身或者说是钱的化身。
热情对待外来人，既是对外来援助的回报，也是继续争取外援的保证。这种意识已深入人心。精通此道的李主任就是这样殷勤周到地把他们带到了几公里外的县第一小学。
与藏区的城市、村镇一样，这学校建在两山之间较为平坦的谷地紧靠公路的地方。虽是谷地，海拔仍在3000米以上。不远处就是辽阔的草甸。越往上走，草越矮小，直到海拔5000米左右的雪线附近全部消失。内行的人看看草的疏密高低也就知道海拔高度了。
这是座占地面积16亩的正规学校，砖石混凝土结构的教学楼质量很好。校园里有一处工地，对口直辖市重庆正在援建更大规模的教学楼，建成后旧教学楼将变成学生宿舍。
根据向勇保校长介绍：按照民族地区的要求包括英语和电脑课在内已全部开齐,只是电脑仅有一台捐赠的样机。29名教师中高中学历25人，大专仅4人，文化水平偏低。但人均工资2000余元，在内地应算得上一个令人羡慕的数字。
关于收费挺有意思。干部子女每学期收35元杂费。农牧民子女免费，由国家给每人每年下拨600元钱，包下食宿和学杂费、书本费等学习费用，称为“三包”。刘晓东笑着对大家说：“我们在全国已经走了三年。这里终于找到了真正的九年义务教育。”
他们同时也发现：越来越多不享受“三包”的外来子女比内地上学开销都多。
说到入学率问题，向校长面露难色。全校585名在校生，学区适龄儿童失学率在10%以上。不能全来上学的原因一是居住分散，年龄太小的学生住校不习惯。二是驻校生虽然包吃住，但只是很低的生活水平。改善伙食自己要花钱，文具和零用也要自己开支。有些藏民学生见生活差就不愿意来。三是藏民普遍认为文化课学多了没用，一般认几个字就行。因此在每年开学前，老师们要在藏族干部配合下挨家挨户上门动员，虽有些效果，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当天中午，芒康全县的小学炊事员培训结业。教育局在政府食堂组织会餐，邀请万里行志愿者参加。他们和这些最基层的教工在欢快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炊事员也称生活教师，不在学校编制。每月只拿150元补贴，为师生做饭。他们全是地道的藏民，只会简单的汉语。因为是集会场合，民族服饰都穿得整齐而有特色。
县府办的一个小伙子和刘晓东一桌。谈起就在这个食堂打工的一位女工,丈夫病亡，工资很低，孩子上学困难。刘晓东当场核实填表，和上午核实的两个特困生一起列为进藏第一批救助对象。
西藏的教育开始就给刘晓东留下了疑问。从芒康前往自治区首府拉萨的途中，路边墙壁上可看到“上学光荣，辍学可耻”的大字标语，颇有视辍学为过街老鼠的意思。在对后来的八宿县吉达乡、墨竹工卡县栖岗乡和墨脱等地的乡村小学走访调查中发现,除大部分学校师资学历偏低，校舍陈旧，条件较差外，失学率高始终是最突出的问题。
自治区教委和希望办的同志认为,师资、校舍，教学设备一类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援助等渠道有计划地解决。惟有失学率一条，除了加大宣传教育，增强动员力度的措施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用一位干部的话说：“他自己不愿来，总不能用绳子捆来吧。就是捆来，他光玩不学又有什么用呢？”
为找到西藏中小学失学率居高不下的真正原因，刘晓东亲自展开了对藏区社会经济、文化综合调研。他发现，凡是海拔偏低，地势较平，自然环境适合发展农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地区失学率低。海拔偏高只能发展畜牧业的地区失学率高。而失学率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经济上的贫困。
普兰县巴嘎乡总人口1194人，2002年总收入为437万元。年人均收入2200元，牧业收入占60%左右。仲巴县帕羊镇总人口1633人，2002年全年总收入3357万元，其中牧业收入2248万元。牲畜存量65320头。以每户平均170多头，每头按1000元计算，户均拥有活资产、“活存款”17.8万元。可以说不仅不贫困，而且个个都是富裕户。不能说拔一根牛毛上学，扛一条牛腿上学总不成问题。可是他们偏偏不这样做。
不这样做的原因，很多人归结为藏族牧民观念落后。上学的口号喊了一年又一年，收效甚微。刘晓东没有过早下这样的结论。在西藏的两个月中，他除了走访考察之外，还研读了山东籍女作家马丽华写的系列丛书《走过西藏》及其他学者关于西藏历史文化的几种专著。在西藏大学，布达拉宫，自治区博物馆和普通村落农牧民中间耳闻目睹，冥思苦想。向各界人士虚心求教，慢慢接近了问题根源。
根据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任何思想理念和价值取向都是以客观存在为基础和前提的。藏族牧民也不例外，失学率高的原因根本在于其生存状态。
游牧生活每年几次根据季节变换草场，举家迁徙。常年放牛牧羊，只遵守各自的道德准则和自然规律，不受其他约束。生产方式近乎原始，除了简单的交易，没有多少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和要求。特别在长期以来政教合一社会制度的影响下，农牧民对宗教的崇拜显然高于政府的影响力。他们宁可用辛苦挣来的钱买金银珠宝捐献给寺庙，也不肯自己享用或送子女上学。内地的城市孩子上学是为了就业，农村孩子上学是为了出人头地。怎么能要求这种生存状态中的藏区牧民都像内地一样渴望上学呢？
主张多上学的人可能会说：知识多了对提高游牧生活水平有利。但与现实需要距离太远。如同按着并不口渴的牛头喝水，效果可想而知。事实上，作为政府部门，把藏区的道路修好，村镇建好，商业网点、文化娱乐、通讯设施配套好。满足藏民的实际需要，让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就行了。藏民也是有头脑的人，他们会慢慢接受外来文化。能由等客上门到路边推销，能接受随身听、增白蜜和许多现代化生活用品，会最终选择更舒适的定居生活方式和更完善的教育。
在西藏的两个多月，通过抽样调查和初步剖析，提出了“藏区基础教育关键在转变生活方式和观念”、“实行三包后贫困生仍需解决若干实际问题”两条建议。都有一定的参考作用。